皇览余之纯德，步朱阙之峥嵘。靡飞除而入秘殿，侍太极之穆清。帝悯余之勤肃，将休余于中州。托玄静以自处，是夫子之好仇。于是主人怃然而问之曰：「尔岂是周之褒姒、齐之文姜，孽妇淫鬼，来自藏乎？傥亦汉之游女、江之娥皇，厌真乐愆，倦仙侍乎」？于是神女乃敛袂正襟而对曰：「我实贞淑，子何猜焉？且辩言知礼，恭为令则。美姿天挺，盛饰表德，以此承欢，君有何惑？尔乃敷茵席，垂组帐。嘉旨既设，同牢而飨，微闻芳泽，心荡意放。于是寻房中之至燕，极长夜之欢情。心眇眇以忽忽，想北里之遗声。既澹泊于幽默，扬觉寐而中惊（二语从《文选》谢灵运《拟邺中集诗》注补。）。赋斯时之要妙，进伟服之纷敷。俯抚衽而告辞，仰长叹以欷吁。乘云雾而变化，遥弃我其焉如（《艺文类聚》七十九）。

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，元皇后应乾作配。元后既崩，悼后继作，至杨骏肆逆，祸延天母。孝怀皇帝追复号谥，岂不以鲧殛禹兴，义在不替者乎！又太宁二年，臣忝宗正，帝谱泯弃，罔所循案。时博咨旧齿，以定昭穆，与故骠骑将军华恒、尚书荀崧、侍中荀邃因旧谱参论撰次，尊号之重，一无改替。今圣上孝思，祗肃禋祀，询及群司，将以恢定大礼。臣辄思详，伏见惠皇帝《起居注》、群臣议奏，列骏作逆谋，危社稷，引鲁之文浆汉之吕后。臣窃以文姜虽庄公之母，实为父雠；吕后宠树私戚，几危刘氏，近此二事异于今日。昔汉章帝窦后杀和帝之母，和帝即位尽诛诸窦。当时议者欲贬窦后，及后之亡，欲不以礼葬。和帝以奉事十年，义不可违，臣子之道，务从丰厚，仁明之称，表于往代，又见故尚书仆射裴頠议悼后故事，称继母虽出，追服无改。是以孝怀皇帝尊崇号谥，还葬峻陵。此则母子道全，而废事荡革也。于时祭于弘训之宫，未入太庙。盖是事之未尽，非义典也。若以悼后复位为宜，则应配食世祖；若以复之为非，则谱谥宜阙，未有位号居正，而偏祠别室者也。若以孝怀皇帝私隆母子之道，特为立庙者，此苟崇私情，有亏国典，则国谱帝讳，皆宜除弃，匪徒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庙也（《晋书·武悼杨皇后传》）。

骏藉外戚之资，居冢宰之任。陛下既居谅闇，委以重权，至乃阴图凶逆，布树私党。皇太后内为唇齿，叶同逆谋，祸畔既彰，背捍诏命，阻兵负众，血刃宫省，而复流书募众，以奖凶党，上背祖宗之灵，下绝亿兆之望。昔文姜与乱，《春秋》所贬，吕宗叛戾，高后降配，宜废皇太后为峻阳庶人（《晋书·武悼杨皇后传》，有司又奏。）。

皇太后阴渐奸谋，图危社稷，飞箭系书，要募将士，同恶相济，自绝于天。鲁侯绝文姜，《春秋》所许，盖以奉顺祖宗，任至公于天下。陛下虽怀无己之情，臣下不敢奉诏。可宣敕王公，于朝堂会议（《晋书·武悼杨皇后传》，韦公有司奏。）。

任城王澄遭太妃忧，臣寮为立碑颂，题碑欲云「康王元妃之碑」，澄访于普惠。答曰：谨寻朝典，但有王妃，而无元字。鲁夫人孟子称「元妃」者，欲下与「继室声子」相对。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，更无声子、仲子之嫌，窃谓不假「元」字，以别名位。且以氏配姓，愚以为在生之称。故《春秋》「夫人姜氏至自齐」，既葬，以谥配姓，故经书「葬我小君文姜」，又曰「来归夫人成风之襚」。皆以谥配姓。古者妇人从夫谥。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，故特蒙褒锡，乃万代之高事，岂容于定名之重，而不称烈懿乎（《魏书·张普惠传》，又《北史》四十六。）？

寻局判云：「子于父母，同气异息，终天靡报，在情一也。今欲论其尊卑，辨其优劣，推心未忍，访古无据」。瑗以为《易》曰：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」。又曰：「乾天也，故称父；坤地也，故称母」。又曰：「乾为天，为父；坤为地，为母」。《礼·丧服经》曰：「为父斩衰三年，为母齐衰期」。尊卑优劣，显在典章，何言访古无据？

局判云：「母杀其父，子复告母，母由告死，便是子杀。天下未有无母之国，不知此子将何欲之」？瑗案典律，未闻母杀其父而子有隐母之义。既不告母，便是与杀父，天下岂有无父之国，此子独得有所之乎？

局判又云：「案《春秋》，庄公元年，不称即位，文姜出故。服虔注云：『文姜通于兄齐襄，与杀公而不反。父杀母出，隐痛深讳，期厕练，思慕少杀，念至于母。故《经》书：三月夫人逊于齐』。既有念母深讳之文，明无仇疾告列之理」。瑗寻注义，隐痛深讳者，以父为齐所杀，而母与之。隐痛父死，深讳母出，故不称即位。非为讳母与杀也。是以下文以义绝，其罪不为与杀明矣。《公羊传》：「君杀，了不言即位，隐之也」。期而中练，父忧少衰，始念于母，略书「夫人逊于齐」。是内讳出奔，犹为罪文。《传》曰：「不称姜氏，绝不为亲，礼也」。注云：「夫人有与杀桓之罪，绝不为亲，得尊父之义。善庄公思大义，绝有罪，故曰礼也」。以大义绝有罪，得礼之衷，明有仇疾告列之理。但《春秋》桓、庄之际，齐为大国，通于文姜，鲁公谪之。文姜以告齐襄，使公子彭生杀之。鲁既弱小而惧于齐。是时天子衰微，又无贤霸，故不敢仇之，又不敢告列，惟得告于齐曰：「无所归咎，恶于诸侯，请以公子彭生除之」。齐人杀公子彭生。案即此断，虽有援引，即以情推理，尚未遣惑（《魏书·窦瑗传》。瑗表乞评议《麟趾制》母杀父条，诏付尚书。三公郎中封君义立判，瑗复难云云，事遂停寝）。

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生我劳悴，续莫大焉。子于父母，同气异息，终天靡报，在情一也。今忽欲论其尊卑，辨其优劣，推心未忍，访古无据。母杀其父，子复告母，母由告死，便是子杀。天下未有无母之国，不知其子将欲何之？案《春秋》，庄公元年不称即位，文姜出故。服虔注云：「文姜通兄齐襄，与杀公而不反。父杀母出故隐痛深讳。期而中练，思慕少杀，念至于母。故《经》书：三月夫人逊于齐」。既有念母深讳之文，明无仇疾告列之理。且圣人设法，所以防淫禁暴，极言善恶，使知而避之。若临事议刑，则陷罪爽矣。恶之甚者，杀父害君，著之律令，百王罔革。此制何嫌，独求削去。既于法无违，于事非害，宣布有年，谓不宜改（《魏书·窦瑗传》。瑗表言：「《麟趾新制》母杀父，子不得告，告者死。此条乞付评议。」。三公郎中封君义立判云。）。

《春秋》之所深讥、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：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，齐国夏、卫石曼姑帅师围戚，而父子之恩绝；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，而夫妇之道丧；郑伯克段于鄢，而兄弟之义亡。此三者，天下之大戚也。夫子伤之，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，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。且夫蒯聩之得罪于灵公，逐之可也，逐之而立其子，是召乱之道也。使辄上之不得从王父之言，下之不得从父之令者，灵公也。故书曰「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」。蒯聩之不去世子者，是灵公不得乎逐之之道。灵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？逐之而立其子也。鲁桓公千乘之君，而陷于一妇人之手，夫子以为文姜之不足讥，而伤乎桓公制之不以渐也，故书曰「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」，言其祸自公作也。段之祸生于爱。郑庄公之爱其弟也，足以杀之耳。孟子曰：「舜封象于有庳，使之源源而来，不及以政」。孰知夫舜之爱其弟之深，而郑庄公贼之也。当太叔之据京城，取廪延以为己邑，虽舜复生，不能全兄弟之好，故书曰「郑伯克段于鄢」，而不曰「郑伯杀其弟段」。以为当斯时，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。夫妇、父子、兄弟之亲，天下之至情也，而相残之祸至如此，夫岂一日之故哉！《谷梁》曰：「克，能也。能，杀也。不言杀，见段之有徒众也。段不称弟，不称公子，贱段而甚郑伯也。于鄢，远也。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，而杀之云尔。甚之也」。然则为郑伯宜柰何，缓追逸贼，亲亲之道也。呜呼，以兄弟之亲，至交兵而战，固亲亲之道绝已久矣。虽缓追逸贼，而其存者几何，故曰于斯时也，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。然而圣人固不使至此也。《公羊传》曰：「母欲立之，已杀之，如勿与而已矣」。而又区区于当国内外之言，是何思之不远也。《左氏》以为段不弟，故不称弟，如二君故曰克，称郑伯讥失教，求圣人之意，若《左氏》可以有取焉。

汉武帝为窦太主置酒宣室，使谒者引纳董偃。东方朔以谓有斩罪三，安得入宣室。上为更置酒北宫而引偃，从东司马门而前，更无讥焉。作《东交门箴》：

上所好恶，民实趋之。风俗厚薄，君实驱之。道之以正，民俗罔中。唱之以淫，实烦有从。帝于馆陶，在齐文姜。矧董外人，干国乱常。既不能戮，反以为好。予饮予燕，宣室是傲。伟彼臣朔，辟戟趋陛。鬻拳是效，刚而有礼。改馆彻馔，北宫东门。虽曰从谏，东交实存。维藩维戚，礼法遂恣。延及齐民，惟上所使。昔在季孙，赏盗以邑。鲁遂多盗，而罔敢诘。矧兹王宫，奸人是纳。昭示来世，有惭斯阖。蒉也扬觯，杜举得名。殿槛勿辑，直臣是旌。人孰无过，过而勿贰。宣室东交，实同名异。

距淄之南五十里，有水发源于山足，趋梁邹而贯乎清济。昔人构室于源上以为祠。按地志，齐有孝妇颜文姜，常踰历山险，负汲新泉，奉姑之所嗜。一旦感泉涌室内，派流远注，故目其地曰颜神，水曰孝水，祠曰颜姜之庙。其碑志多所剥黥，独梁乾化中刺史高霸以岁旱祈祷，即日获雨，而命颜休续其属纪，始年仅可详究。淄州地界齐鲁之郊，南皆山阜，北头大河。皇朝开国有馀年，内外宴然，四方无事，其民专意施耕作，水境之内，靡有閒旷。虽岁小有水旱，以其屈高占下，未尝大凶，民皆乐生安业，不恤疾苦之至。故于土庙之神，惟岁时奉祀而已。顷之，长民之官至者第推祀典，按例致答，一胥持祀而往，礼数尽矣。熙宁纪号，上大夫飨明堂，岁九月，诏以比部郎王公为之守。阅明年，农事既兴，眷肃宾僚，躬谒祠下，因以雨泽为请。觞奠既毕，嘉霖继沛，百谷用成，庾禀充积，民自为足，不知所以致之。于是公以春秋二祀令甲所载，皆革去故旧，特命属官亲致饩币。又明年盛夏之月，天久不雨，民胥告劳。公夙驾再往，旋及中途，雨大作，浃日之间，阖境告足。凡州居之民，无有远近，歌咏欢呼，喜神之赐。相与倡谕，更引迭进，走公之庭，咸愿出力以新其庙。公乃访其傍近之德士，得新授博州防禦判官张及主办其事。增起新址，宠敞有加，功兴于中夏，迨仲秋而祠成。自乾化迄今百有六十年，中间殆尝经葺，至是再新，而基搆始大。然古者邱陵川谷之神，有益于民者，在礼皆得祠之。至其为烈彰彰者，朝廷比尝诏以封爵或国邑之号追崇之。若孝姜之灵于淄，民用是而报之，礼未为过。今王公特顺民之欲，崇于庙貌，虚此而弗议，盖有馀不敢尽耳。熙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，州学教授商亿记。

敕淄州孝妇颜文姜：朕躬执圭币，郊见上帝，觊为万民蒙嘉气，获美祥。既又诏天下凡山林川谷之神，能出云雨、殖财用、有功烈于民而爵号未称者，皆以名闻，将遍加礼命，以褒显之。如此，非特以为报也，盖帝王制祀之□□也。惟神聪明正直，庇于一方，供民之求，如应影响。守臣列上，朕甚嘉焉。疏锡宠名，以昭灵德，且俾民奉事不懈。今可特封顺德夫人，仍赐灵泉庙为额。熙宁八年六月日。

奔谓之孙，内讳也。文姜之于齐，父母之国也，虽父母亡无归宁之义，犹不当以奔志之也。盖文姜通于齐侯，而杀其夫，则于义有可绝，而兄弟之伦丧矣，故不书姜氏，而以奔志之，明其义当与齐绝也。姜氏，齐姓也。独此不书姜氏者，于其始奔正之也。

公字武仲，其祖妣傅氏，妣王氏、杨氏，天水县太君；刘氏，河间县太君。公河间之出也。郑氏富于财，公专于为学，不计生事，家之所畜，或为亲旧携负而去，绝口不问，由是赀益衰。初为明经，人或易之，公怫然曰：「进士顾难哉」？即举进士，遂登天圣八年第。主安州应城簿、越州司法参军，改大理寺丞、殿中丞，知婺之兰溪、越之馀姚、益之新都。贫不能行，求监楚之北神税。湖南安抚王丝荐，签书桂阳监判官厅公事。刘丞相沆镇潭州，以公摄长沙。长沙民最喜讼，号难治，公处之若无事者。转运使闻其能，过之曰：「愿观公决事」。公据按辨问，讼者皆厌伏，顷之而毕，转运大惊。郴州宜章民执伪券夺人田，更数狱，莫能辨。俾公按之，视券即曰：「此伪也。县邑故为义章，以太宗旧讳，更为宜章。今券用宜章印，而置田之岁乃义章时也」。于是伪者叩头伏。公曰：「吾不忍自我致汝于死」。为推其已没者为首，而得减死焉。三迁都官员外郎，皇祐初为审刑详议官。蛮人入邕州，龙图阁直学士孙公沔讨之，请公行。至岭下，后行者多以事避去，惟公至邕州。军夜惊，几乱，孙公执公手曰：「平时特以公为才，乃真义士也」！以劳迁职方员外郎，入权大理寺少卿。殿直曹旦坐狱抵死，公曰：「旦父瑛以战死，宜少贷之」。仁宗为之减死。于时四方狱疑而不能决者，率文致，私以可哀怜状以丐末减。公以为此特州郡不明于法，狱亡疑也，请覆其本情，凡一切出于文致者皆勿用，如此则法不失有罪矣。诏以公议著于令。潮州民为后妻所杀，其子复杀之，郡以疑狱闻，有司莫能决。或曰：「继母如母，是杀母也，请如律」。公曰：「如之者有间矣，昔文姜与杀鲁桓，《春秋》去其氏，绝不为亲也。与弑焉犹绝之，况身履之耶？当其推刃之时，母名绝矣，是有罪者也。律，捕罪人不拒而杀之，法当流。请从流法」。众大服，皆以为不及也。某氏死而世绝，有母已适他族，官将籍其产。公以谓不为伋也，妻则不为白也，母是得罪于父者也，此非有罪者，不可以绝，请以产归母氏。或者谓不然，异日得故案，其所断正与公同，或者乃惭服。其引比伦类如此者绝多，有司皆记其事，相传以为法。迁祠部郎中，嘉祐元年五月壬午卒于官，寿五十有六。观书无不记览，为诗清丽峭绝，有唐人风格。又善于笺尺，诸公多请为之具草。细字谨密，自可以喜也。虽精于刑名，其为论尝据经引义，不为世俗吏苛挠，专以文法，故其全活者数百人。然龃龉不得志，所居职多不过期月辄罢去。常往来留滞于江湖间者甚久，故其所有不得尽见于行事云。

汉武帝为窦太主置酒宣室，使谒者引纳董偃。东方朔以为偃有斩罪三，安得入宣室？上为更置酒北宫，而引偃从东司马门入，更其门曰东交门。而《前史》无讥焉。作《东交门箴》：

上所好恶，民实趋之。风俗厚薄，君实驱之。道之以正，民俗罔中。倡之以淫，实烦有从。帝于馆陶，在齐文姜。矧董外人，干国乱常。既不能戮，反以为好。予饮予燕，宣室是傲。伟彼臣朔，辟戟趋陛。鬻拳是效，刚而有礼。改馆彻馔，北宫东门。虽曰从谏，东交实存。维藩维戚，礼法遂恣。延及齐民，惟上所使。昔在季孙，赏盗以邑。鲁遂多盗，而罔敢诘。矧兹王宫，奸人是纳。昭示来世，有惭斯阖。蒉也扬觯，杜举得名。殿槛勿辑，直臣是旌。人孰无过，过而勿贰。宣室东交，实同而名异耳。

问：后夔、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，非所以为善乐也；王良、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，非所以为善御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于政，而犹有疏阔，乌得为善治者哉？孔子曰：「行夏之时」。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，授民事，为最正者。夫夏之时既已尽善，而商、周何乃建子、建丑，纷更之为四时之令，十二气之事，无乃舛逆而不顺欤？龙子曰：「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」。禹勤劳于天下，民之便不便，利害纤悉之际，宜无不尽者，而贡犹有所不善者，何也？夫助法既已善矣，而周人必改为彻，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？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，轻刑与重刑相若，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。至穆王始作《吕刑》，其属三千，减大辟三百，宫刑二百，而增墨、劓为千，使轻刑多而重刑寡。夫周之初，其刑皆重，而今始轻，意者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仁，不及穆王欤？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，而时独夏为正，赋独商为善，刑独周穆王为轻，凡其法皆圣人作，而各有未尽，常求其说而不得，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所贵乎圣者，贵其能知天命也。命当行耶，吾之道与之偕行；命当止耶，吾之道与之偕止。盈虚消息，周旋曲折，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，其必无失也矣。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，所见之君无虑数十，而尤眷眷于槔灵、鲁哀、齐景而不去，甚者至于南子之污、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，何其求用之汲汲？战国之世，则又大异于春秋矣，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，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。如齐之宣王，既已不能用孟子，而犹徘徊于昼，以待其召而复也。虽蕞尔之滕，其在天下眇然甚微，而亦与之论王道，惟恐其不见用也。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？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？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。圣贤之意将安在，愿与诸生辨之。

问：天生财而民用之，君理之，必使民裕于下，君足于上，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，此古今不易之道也。然夏、商、周之时两得之，汉、唐之时两失之，有不可不论者。禹之治水，勤天下之力，冀、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，而馀州犹不与焉。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，而文王、武王亦不过百里。当其初造之时，四方君长日交于廷，征诛之师日出于外，汤又以馀力饷葛伯，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。当此时，泽梁不禁，关市不征，赋敛薄而国不匮，民不困，未尝闻其理财，而沛然常有馀，卒以此成王业，此何为其然也？至于汉、唐以全盛之天下，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榷酤、盐铁、白金、皮币，唐之隐户剩田、间架之利、转漕之法，无所不用。桑羊、孔仅、赵过、宇文融、第五琦、刘晏、李巽之徒，鞭算心计，无所不尽。然而君民皆耗虚，至以此生变，此又何为其然也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？抑时有盈有虚，而术有善不善耶？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，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，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，则万里遣使，求所以裕之者甚惠。日者恩诏之下，所以搜求其条目，罢而去之，以厚民者甚备，普天之民孰不衔戴？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，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。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，近所未有，此亦何道而然欤？夫不求汉、唐之失，无以知夏、商、周之得；不观夏、商、周之得，无以见今日之美，愿详著之于篇。

问：异学之在天下，君子必锄而去之者，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。孔子曰「恶莠，恐其乱苗」，「恶紫，恐其乱朱」。所恶者，恶其似是而非耳。夫异学者，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，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，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，孟子因而辟之，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？吾宋元祐间，伊川程氏进于朝，其学始盛于伊洛，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，其说一本于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，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，而全天理，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，而一以孔氏为宗。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，是以波荡而从之，无疑其说之是与非，同与异，甚似而难辨者，与墨氏、许行又相远也。而论者疾之，断然以为奸，何哉？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，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，抑以其似是而非欤？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，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，以明晓天下，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、去异学之治云。

问：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，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，以为圣贤之极至。礼乐之文绸缪委曲，灿然可以相接，则指以为粗云。往往荡然习放旷，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，学其极至者斯已矣。吁，亦既甚病哉！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，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，使之日就道德之质，各适于文武之用，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，进退语默而无愧，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，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。然唐虞远矣，犹可以想见者，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。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，试之于射宫，其文为甚详。士生其间，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，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。衣服有常，几杖有铭，视听言动莫不有节，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？则洒扫庭内，槔武之所警，恂恂乡党，孔子之所居者，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。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？然昔之论君子者，以为不必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示之而已。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？夫成于乐，立于礼，所以为学之终始者，其旨安在？愿闻其实。

问：振天下于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中，而与为刚健奋振、卓然有立之治，此人君之最难能，古今之最难逢，当世仁人君子、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，慕望而不得见者也。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，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，有不能至者矣。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，宣王起而振之；汉之治放于因循，宣帝起而振之；唐之治放于姑息，宪宗起而振之。三代以来，迄于五季，独能以刚健振起者，惟此三君而已，是可谓难得也矣。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？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，而后能至于此也。尝考之于其书，周家之臣，王命之肃，必与将之，邦国之否，必与明之，衮职之阙，必与补之，何其忠也！神爵、甘露之间，至于文学法理、工匠技巧之事，皆极其能，何其精也！元和之初，荐士三十，以助成其治者，何其盛也！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？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。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，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，英断独运，动荡振刷，而大作起之，广开众正之门，杜绝群枉之路，宪度一新，威令一振，风声所暨，际天所覆，罔有内外，莫不悚动鼓舞，以观千载希阔之举。《诗》云：「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」。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风，群臣皆如周之忠，万事悉如汉之精，众才又如唐之盛，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，将何道而可？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，以佐今日之万一云。

问：三代以降，天下之俗，何纷纭其亟变也！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，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，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。未有有士而无俗，有俗而无弊，有弊而无害者，此何为其然也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，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；患勇不足以立事，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；患无宽柔和易之行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；患无刚毅挺特之操，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；患无高远之志，晋之士高矣，而荡为虚浮；患无文章之用，唐之士文矣，而流为华靡。岂三代而下者，其俗终不可革欤？凡所以至此者，其故何也？其始必有以作之，作之必有其端；其终必有以成之，成之必有其渐。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，此又不可不求其故，而论其所以然也。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，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，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，勇而不趋于利，柔不偷，刚不讦，高不荡于虚浮，文不流于华靡，去数代之弊，以成一代之俗，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？《易大传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」。所趋甚异，而圣人以为同，何耶？太公佐武王伐商，其功列于《诗》《书》；伯夷不食周粟，而《传》称其仁。是皆天下之大老，尝经圣人所去取者，而不同犹如此。出于圣人之后，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？张良佐汉有天下，终从赤松游；而四皓则遁秦，亦不仕于汉；梅福尝上书论事，一朝弃官以去；扬子云校书天禄，严君平、李仲元皆其友也，而终于隐；严光当光武世，亦可出矣，而老于钓；荀爽，申屠蟠，徐孺子之于辟命，或就，或不就；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事蜀，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。当此时，管宁亦不应朝命，晋孙登居宜阳山，但抚一弦琴而不言；陶潜尝为县令矣，而赋《归去来》；王通讲道河汾，著书垂后，盖有志于世者，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。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其意各安所出？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？所趋如此其不齐，其心果同乎否耶？

问：甚哉，文章之变，其得丧之关于天，而盛衰之关于世也！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文之用否，其大矣哉！三代之盛，训诰誓命之文，风赋雅颂之作，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，圣贤之心术，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，得非关于天者哉？至其衰季，孔子出焉，删定系述之文作，而其用被于千万世，何其甚盛也！岂亦禹、汤、文、武有以作成之欤？汉司马相如辈所作，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，其果信然耶？然固之论，如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，不在其列，何也？唐文自太宗以来，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。大历、贞元间，韩愈、李翱、柳宗元出，而唐文始复古，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？汉、唐之文，君亦有以作成之欤？恭惟吾宋二百馀年，文物之盛跨绝百代，盖其始盛于庆历、嘉祐、治平，而后一振于元祐，文采述作、论议术学众多繁夥，又非汉、唐之所可几及矣。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，亦以何道哉？夫得丧之关天，盛衰之关世，千百年之间，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。但吾宋之文章，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？与三代、与汉、与唐何辨？作成之道何由？断而论焉，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。

问：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，必务为可见之效，而后天下可为也。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，民不被其实利，而国不蒙其休美，则所为法令者，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，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？国家自军兴以来，岁周一星有半，亦久矣，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，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，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，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，在今日所不可缓也。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，专以农为务，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，亦以其不可缓焉耳。是以当时海内富足，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亦其效之可见者也。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，不啻汉文之日矣，而犹以农不加劝，谷不加多，户口不加益，而仓廪日虚为叹，何哉？日者下诏旨，欲责漕臣，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，均赋调，趣耕殖，以为民仰事俯育、养生送死之计，夙夜之意至深切也。然考之于田野之间，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。经界之未正，赋调之未均，耕殖之未趣者，尚多有也。呜呼，当循习之久，经界未易正也；多寡之不齐，逃匿隐落之不一，赋调未易均也；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，耕殖未易趣也。然则将何术以正之、均之、趣之，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？方求其术而不得，诸生其条陈之。

问：三《易》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，书之所作必因乎人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孰同而孰异？取而为卜筮者，孰当而孰否？其推明之。

甚矣，道之难明也。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，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。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，措意太过，立言太高，而不能知道之深，味道之切，是以道日远人，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，举而措之庄、老之间，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。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此言道也，非言文也。语道至是，则道之兴亡，非天而何！茍天下幸遇圣人，百度修明，庶政和穆，则是道也，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，而为礼乐刑政之化。天下不幸而逢暗世，则是道也，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。历古而来，圣圣相承，虽所尚之不同，所为之各异，而区区所传，亘千古，历万变，亦无非是道而已矣。故董仲舒曰：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」。三圣相承而守一道，故《系辞》亦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。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」。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，用道之实，其示天下也，虽有可见之迹，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；虽有可知之事，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。其举而为事业，则可知而可见者，常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；其化而裁，通而变，不可见而不可知者，独传于三《易》。则《易》之书，实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岂可轻议之耶？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，其圣神之妙，仰观俯察，可以画卦矣，然而未敢以自为也。及龙负图而出于河，龟负书而出于洛，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文王当明夷之时，羑里之难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重爻之意，亦未敢以自擅也。及凤凰之至，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。仲尼值晚周之衰，负天纵之将圣，以好学之不倦，亦可奋然而兴《易》道矣，然亦未敢自专也。亦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！逮夫五十以学《易》，且韦编三绝，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？向使凤鸟不至，而河不出图，是数圣人者，亦泯然而已矣。奈何圣人虑患之心，思天下后世之切，至以谓吾而不言，千百载之后，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，则道亦从而丧矣。是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则有三《坟》焉，夏、商、周则有三《易》焉。三《坟》亦三《易》也，三《易》亦三《坟》也，其妙道一也。是皆圣人不可易、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。盖是书也，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，而显于三代之际；亦不幸而罹春秋，更战国，遭秦历汉，泯没于千百载之后，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，妄议上古，遂以为无用之具。虽或取信于一时，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。大抵其说不过有四：以为春秋之时，左史倚相能读三《坟》、五《典》，楚子指以视子革，以能读古书。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，时之久远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。历古而来，典籍之阨，不可胜数矣。风雨之沾霈、水火之沈烬亦屡矣。西汉之兴，虽间出于屋壁之藏，未必能无遗散者。故汉下求书之诏，是书亦不显于是时。《艺文志》所录古书为详，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。《周易》实出于近古，遭秦焚书，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。然而「载鬼一车」，「需于血，出自穴」，与夫《系辞》所谓子曰之辞，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，况是书《姓纪》、《皇策》、《政典》之篇，文辞质略，义旨深厚，不可以言语造者，又焉能晓其义耶？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。羲和湎淫，夏后征之，其出征之辞引《政典》曰：「先时者杀，不及时者杀」。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，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。今此书《政典》之篇，颇与《书》合，则其辞之可具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隐而难知，略而不详，又不过如此，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。呜呼，历是四疑，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、孔子尽心者流，非特郁郁不伸，又入于卜筮之学。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者欤？噫，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，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。茍不能然，而簧鼓邪说，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，吁可痛也！幸承明问之，及欲论是书之义，则非止十稔之穷思，数万之累辞，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，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。若夫止于名之所命，书之所作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与夫取而为卜筮，下及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则亦不敢不论，以攻邪说。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，以淳厚化斯民，天人之妙趣，性命之至理，蔼然见于当时。故天不爱道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复降是道以助至化。元丰之七年，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，历唐州之比阳，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。天之未丧斯文，岂特斯民之幸，而亦吾道之幸也。昔孔安国叙《书》，以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《坟》，言天道也。今考《坟》之所以有三，曰山坟，言君臣民物，阴阳兵象，谓之《连山》；气坟，言归藏生动，长育止杀，谓之《归藏》；形坟，言天地日月，山川云气，谓之《坤乾》。盖《坟》虽兆于三皇，而其道实显于夏、商、周之际。故仲尼常曰：之杞而得夏时，之宋而得坤乾。坤乾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是观之，此其命名之义，作书之人，有如此者。《连山》之书以艮为首，《归藏》之书以坤为首，《坤乾》以乾为首。虽三《易》之书卦之易次，名之不同，而其经卦皆八，其重爻皆六十有四。及夫揲蓍布数，取以为占验，则阴阳老少之文，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。盖七八者，少阴少阳之数；而九六者，老阴老阳之数。天地之所为，时运之所会，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？此其次卦之序，占数之际，虽稍有不同，大抵如执会要，以观方来，终于殊途同归耳。此其卦之所次、数之所占，其同异有如此者。然而《周礼》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，而纯取以为卜筮，遂使圣人之神道，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。先儒或以《周礼》为战国之说，不足怪者。且左氏好巫，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。以《周易》为占者十有六，以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为占者一。南蒯之筮，《周易》之筮者也，遇《坤》之《比》，其繇曰：「黄裳元吉」。穆姜之筮于东宫，此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八，其繇曰：「元亨利贞」。是南蒯、穆姜之筮皆吉兆，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。惟此二兆颇为近正，其馀又怪诞不经，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，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，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。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，而杜子春、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，而无一言以及之，又从而为之说曰：「此阴阳之说也」。惟杜预、孔安国辈粗能得之，而亦纷纷藉藉，终以不振。至于隋唐之盛，括囊典籍，文物灿然，而秘府所藏，尚不过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十三卷，而《坤乾》之书，亦未见其间，此其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不过如是而已，此三《易》之始末也。抑尝论之，书之泯没于世，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。有若《荀子》，有若《鹖冠子》，有若《仪礼》，有若《墨子》，非韩愈而振起之，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。有若《列子》，有若《文子》，有若《鬼谷子》，有若《亢仓子》，非柳宗元而力辨之，则其遗编馀论，亦与草木而煨烬矣。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，或崇虚无之空言，或为黄老刑名之学，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，而二贤尚能扶持，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，况三《易》之书，天之所存，道之所在，圣人之妙用存其间，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。

问：东京何休道术深明，有闻于世，其解诂《公羊》之传也，以《春秋》之论駮汉家之政，凡六百馀条。其说虽不传，然意其为人，必非茍然者。其后服虔又以《左氏》之说正何休之駮，凡六十馀条，则何、服之学，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。诸君得为何休，其能駮汉者何事？使诸君为服虔，则其駮何休者何说？

六经备于孔子，隐于战国，火于秦。比汉兴，稍复出矣。而西京以朋党乱，东京以图纬惑，圣人之意，其存者鲜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非明问之所及也，请独以《春秋》言之。《春秋》之为经一，而为传者有三。汉武帝表章六经，《公羊传》盛行于时，《谷梁》之学出于宣帝，《左氏》之学起于哀、平。言《公羊》者，有严、颜、眭孟之徒，而胡生为之祖；言《谷梁》者有伊、胡、申章之徒，而鲁荣广为之宗；言《左氏》者有陈钦、贾护之徒，而刘歆为之倡。刘歆尝欲立《左氏》矣，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。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，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《谷梁》之言。言世次则有孔子、子夏传授之殊，言远近则有齐学、鲁学之异。大抵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信异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古人所谓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。光武中兴，承新室诡政之弊，而白水卯金之语，执以为受命之符。此风一扇，天下靡然从之，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。郅恽之论，谓汉历久长，孔为之训，而贾逵之攻二传，则谓刘氏为尧后，惟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然则《春秋》之旨，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，是可叹也。愚尝论之，西汉之士乱于朋党，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，而新室之变遂以兴；东汉之士惑于邪说，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，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。此理势之自然，无足怪者。观西汉《春秋》之士，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翟方进，可谓大儒矣。然公孙挟诈多私，中伤贤士，迁董仲舒，杀主父偃，皆出阴谋，则《春秋》善善恶恶之理，宏盖不知也。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，善淳于长以持其宠，此正犯《春秋》外交之讥。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，有意乎三代之际矣，然犹不能卓立杰出，而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竹林》之书，阴阳闭纵灾异之学，皆守《公羊》之家法，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。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，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。然二人之学，皆以图谶从事，则其他可以想见矣。景伯常入讲南宫，黜二《传》以扶丘明，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，使丘明有灵，其将喜之乎？何休尝以私意著《三传优劣论》，而康成为之「发墨守」、「针膏肓」、「起废疾」，休见而叹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」。然何休之与康成，要皆图纬之学也。左右剑佩，彼此相笑，岂容一胜一负者乎？陈元有言，诸儒之驳议皆「断截小文，媟渎微辞，以年数小差，掇为巨谬，遗脱微细，指为大尤」。所谓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，此两汉之风俗也。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，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，亦不复置言可也。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。然审是去非，学者之职也，试以其学乎《春秋》者妄为执事言之。汉自高祖以来，治杂霸道，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，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《春秋》者如何也？《春秋》「公及戎盟于唐」已重讥矣，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；《春秋》初税亩已深贬矣，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。起柏梁台，筑台于秦之罪也；射蛟江中，矢鱼于棠之诛也；郡国建庙，立武宫、炀宫之黜也。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，愚不学图谶也。《公羊》之书喜为怪僻，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。以《春秋》托受命于鲁，托隐公为受命之王，是则无君臣之分；以绝文姜不为不孝，拒蒯聩不为不顺，是则无父母之恩；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，是则无兄弟之义。以至三统之论，灾异之应，皆为违经背道，而血书端门之语，尤为名教之罪人，此何休之失也。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，愚不党同门也。呜呼，何、服之学，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，以其人观之也。何、服之学，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，以《春秋》论之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于今盛行，《左氏》以杜征南，《谷梁》以范武子，而《公羊》则以休也。愚纵观三家之书，考其行事，而休实非二子徒也。杜征南奇谋伟论，振耀一世，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，谓其不深得《左氏》可乎？范氏之不私所学，考圣经而质众传，斥何晏、王弼之论，破晋朝浮靡之风，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。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，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，而后可以当焉。若夫讲论当世之务，质以《春秋》之说，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，固不敢以容易谈也。

问：朝廷之所尚，天下之所趋也。所尚者正，天下悉趋于正；所尚者不正，天下悉趋于不正。枢机之所发，本原之所自，不可不谨也。盖三代之季，六经之书既作，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。庄老之学虽出，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。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，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专门之士也。如是，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？至西晋之君以山涛、王衍为政，东晋之君以庾亮、殷浩为政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浮虚之士也。夫如是，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？此二学之行于天下，岂非汉、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？圣贤之君如日月也，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，堕为此学，其失安在？吾宋之盛，朝廷之上未尝尚此，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，何哉？其所以然者，岂无所自耶？主上神明，照见新弊，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，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，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，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。汉、晋之君，方且倡为此学，真今日之罪人也哉！夫专门之学行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；浮虚之学行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。则去之不可以不尽，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。汉、晋尚此而其学亦行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，并与汉、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，将告于上，尽去而速除之，以正天下之学术云。